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迈入了所谓的“后诺贝尔奖时代”。

  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当时社会上掀起了一阵“莫言热”，但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反对、贬低甚至侮辱的声音出现。

  获奖消息传入我国不久，便有人联名发表了《反对莫言被授予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致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公开信》，要求取消对莫言的授奖。

  他们认为，正直的中国作家是不可能获此殊荣的，若是获奖，那必定是因为做了什么损害大家利益的事情。

  他一生坎坷不平，历经卫国战争、古拉格监狱、流亡海外、最终返回故乡，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俄罗斯总统普京评价他：这个人与人民共同经历了无数悲剧，承受了迫害，他的人生和作品为社会提供了抗体，能抵御各种。

  是的，作家本人就如同这句评价，始终追求真理，坚守正义，最终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受到了俄罗斯以及世界各国读者的深深敬爱和尊重。

  1918年12月11日，索尔仁尼琴诞生于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的一个农民家庭。

  在劳改营的日子里，索尔仁尼琴得到了成长，他靠着卓越的记忆力、坚定的信仰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铺就了通向文学之路。

  实际上，赫鲁晓夫从未真正认可和赏识过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心目中，索尔仁尼琴始终是一个不听话的作家、一个需要随时警惕对待的特殊人物。

  在1966年，《新世界》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扎哈尔——卡利达》后，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曾一度被禁。

  1970年10月，因“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索尔仁尼琴很清楚，如果自己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他将永远无法回到祖国。

  “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作者之所以将它比喻为“群岛”，是因为苏联劳改制度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作为曾经的受害者之一，索尔仁尼琴估计20世纪有大约6000万人先后被送进了“古拉格”，其中死亡人数高达2000万。

  这部140万字的长篇巨著揭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既有大量的事实材料，又有具体的形象描述。

  六天后，美国国会议员赫尔姆斯向国会提出授予索尔仁尼琴美国“荣誉公民”称号的建议。

  7月15日，美国参议院在参议院党团厅召集七八十个议员听取索尔仁尼琴的演讲。

  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使他成为继丘吉尔之后获得此称号的第一人。

  但值得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认为，西方在与苏联的争斗中并不占优势，原因主要在于西方自身的制度和观念。

  他认为西方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其政治体系、民主观念、自由、媒体等都有缺陷。

  早在1973年，索尔仁尼琴就指出：西方世界和整个西方文明的惨痛代价，并非只是因苏联强大的外交政策取得的成功，而还在于其文化和世界观体系在历史、心理和道德上的危机。

  索尔仁尼琴甚至批评美国：无论是作为单独个体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甚至是在联合国中，西方世界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公民勇气。

  晚年的索尔仁尼琴并没放弃他原来的想法，他认为西方的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观念导致他们没办法完成拯救俄国的使命。

  他坦白地说：现在我们不得已失望地承认，西方的政策首先是受实用主义支配的，往往还要加上利己的和明显的自私考虑。许多俄国人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的理想也就破灭了。

  因此，索尔仁尼琴身处西方世界，对西方的伪民主自由观念感到失望，他明白西方并不能完成拯救俄国的使命。

  在这种复杂的心理背景下，他意识到，他只能回归俄国故土，依靠俄国独特的以及一些永恒普世的思想和理念来拯救俄国。

  他并不认同通过强大的军队征服邻国的观点和做法。他希望能够通过和平演变来改变“二元世界”的格局，最终实现世界各民族的价值诉求，

  正如他所说：“地球上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处世态度，这些都是极其宝贵的。”

  索尔仁尼琴不觉得自身是“民族主义者”，但他尊重民族差异，珍视民族和谐，这种思想源自他对人民的看法。

  在索尔仁尼琴的价值观中，“人民”不单单是一个具有概念指称的实体，更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理念。

  在讨论作家创作时，他写道：“依我的观点，作家必须不与自己的人民分离，不依附于某个政党。作家应当团结自己的人民。”

  索尔仁尼琴相信，农民大众中存在一种力量，能够将俄罗斯从20世纪的噩梦中解脱出来。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建立帝国的人民永远是遭殃的。大帝国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

  显然，索尔仁尼琴并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或军事家来思考世界，他主要从人民之道德的永恒价值和终极关怀方面来评价。

  索尔仁尼琴说：如果我们失去了‘善’与‘恶’的概念，我们还能剩下什么呢？除了相互控制之外啥东西都没有。我们将陷入动物的状态。

  他批评西方忽视道德的力量，将法律作为唯一准绳来治理社会：道德总是高于法律。这种观点必须永不放弃。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地认同它。

  因此，虽然美国人拼命想诱使索尔仁尼琴说西方的好话、说俄国的坏话，但他却更多地批评了西方。

  80年代后期，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祖国“回归”，陆续出现在报纸杂志上。

  他手持那本有镰刀斧头封面的苏维埃联邦国护照——这是他与祖国精神相连的证据，登上了飞往俄罗斯的客机。

  回国后，在评论文章中，他严厉批评了那些寡头：“这哪里是民主，这就是寡头政治……是少数人的统治。”

  在这本书中，索尔仁尼琴阐述了民族精神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人民的精神生活比国土的辽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于其外部发展的高度。

  他警告同胞们，能保证俄罗斯民族永远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只有俄罗斯自己的文化。

  索尔仁尼琴的坚持最终赢得了祖国的认可，2007年俄罗斯国庆那天，普京亲自来到索尔仁尼琴的家中，向他颁发了俄罗斯国家奖，这是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

  面对这份迟来了37年的荣誉，索尔仁尼琴平静地对普京说：“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我们不止一次展现了坚强果敢的思想品质，使我们得救。现在，在艰难的治疗创痛的道路上，这些品质也在让我们。”

  这是全俄罗斯的巨大损失。我们为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同胞和同代人而感到自豪。

  我知道，当今的中国社会远比索尔仁尼琴所处的社会要好，莫言也并不全是“中国人的良心”。

  但是，却总有些人喜欢给人扣帽子，以“爱国”和“正能量”的名义审判他人，似乎他们就是“中国人的良心”。